再登央视春晚，发起“年酒”攻势，古井贡酒“不见不散”的约定******
古井贡酒央视春晚特约广告
从2016年古井贡酒首次特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以来，之后每一年的春晚，古井贡酒都会带着它的“年酒”身份陪大家辞旧迎新、欢度春节。伴随2023年春节将至，古井贡酒再次牵手央视春晚，让“过大年，喝古井，看春晚”变成古井贡酒与众多消费者不见不散的约定。
春晚依旧是流量的“顶流”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
年三十这一天的夜，中国人管它叫除夕。以新易旧曰“除”，昼夜交替曰“夕”。除夕就是旧岁到此夜为止，明日早起另换新岁的意思。
年夜饭是除夕的重头戏。
早在南北朝时期，我国就有年夜饭的习俗。南朝梁宗懔于《荆楚岁时记》记载：“岁暮家家俱肴蔌，诣宿岁之位，以迎新年，相聚酣饮。”年夜饭也叫团圆饭、团年饭、合家欢，是家庭一年到头最看重的一顿饭。一家人团团圆圆围坐在一起，享受着难得的欢聚和亲情。
春晚则是现代中国人年夜饭里不可或缺的一道“开胃菜”。
1983年2月12日，首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成功举办，开启了中国电视传媒的新表达方式。40多年时间里，春晚从内容到形式的变化，让每一年的春晚都令人耳目一新，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经典。
有人说，移动互联网时代五花八门的娱乐方式，会分走中国人对这场晚会的注意力，但每一年的数据总不会说谎。根据相关统计，2022年春晚电视端直播平均收视率达21.93%。2022年新媒体直、点播用户触达49.32亿次，相对去年增加明显。首次推出的竖屏看春晚累计观看人次2亿，竖屏用户中30岁以下用户占比超50%，总点赞数3.6亿。
古井贡酒的“年酒”攻势
酒作为一种人类交往、沟通情感、表达祝福的重要“载体”，在年夜饭这样的重要场合下当然是不可或缺。对于年酒的选择，消费者也是精挑细选，总结而言：必须是有底蕴、有品牌、有价值的好酒，才能代表这一重要时刻。
作为徽酒龙头的古井贡酒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公元196年，曹操上表汉献帝刘协，进献家乡美酒“九酝春酒”并上表酿造方法，“贡酒”由此得名。2018年，九酝春酒之酿造方法《九酝酒法》获“世界上最古老的蒸馏酒酿造方法”吉尼斯世界记录。2021年，“古井贡酒酿造技艺”正式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国名酒”是中国酒业不可复制的稀缺资源。1963年第二届全国评酒会上，首次参加评选的古井贡酒就被评为国家名酒，位列老八大名酒第二名，同时收获了一组迄今无法超越、堪称中国白酒的最美评语：色清如水晶，香纯似幽兰，入口甘美醇和，回味经久不息。2022年，古井贡酒的品牌价值达2270.27亿元，名列中国白酒品牌价值第四、安徽白酒第一。
年份原浆是古井贡酒的高端品牌，古20则是年份原浆系列的代表产品。采用“无极之水、桃花春曲”，在具有数百年历史的“明代国保窖池”中发酵而成，通过“择层取醅”、“择时摘酒”的方法，得到最精华的原酒，然后在地下酒库恒温窖藏，使其自然老熟，最后根据原酒窖藏的年限，经过国内顶级调酒大师精心调制，可谓是滴滴如金。
古20产品陈列除此之外，古井贡酒还推出以年三十场景来命名的超高端产品——“年份原浆·年三十”，推出了“年文化”主题的社交互动活动——“点亮年三十”、年份原浆•年三十杯全球楹联征集大赛等活动，多种形式打造“年酒”属性。与春晚连续8年特约，则进一步强化了“过大年，喝古井”的消费者心智，古井“年酒”的身份也随之深入人心。
“不见不散”约定为哪般？
超高的关注度，让春晚成为品牌想要冠名合作的“黄金档”。但古井贡酒连续8年的特约，在中国白酒品牌中可谓独一份，古井贡酒“执着”于春晚的原因为哪般？
有业内人士表示，中国白酒是中国社交文化的载体，也是本地生态与民俗文化的代表产物，这就需要品牌有很强的辨识度，并且给品牌价格提供支撑。特别是对于古井贡酒这样正在进行全国化与产品结构升级的品牌，需要在更加高端与高价值的范围内来拉升自身的品牌形象，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
在央视之前，古井贡酒已数次冠名安徽卫视春晚；特约央视后，古井贡酒又冠名江苏卫视春晚。从安徽卫视到央视，再到三台联动，古井贡酒的“全国化”之路不断进阶。
在销售层面，2016年特约春晚时，古井贡酒销售额刚突破60亿，短短三年时间，古井贡酒销售额便突破百亿。今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27.65亿元，同比增长26.35%；净利润26.23亿元，同比增长33.20%，营收净利增幅在20家白酒上市公司中名列前茅。
可以预见，随着品牌影响力进一步强化，全国化进程将进一步提速，古井贡酒还将实现更大的突破。
东西问｜尹仑：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中新社昆明12月14日电 题：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专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 作者 陈静  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往往也是文化多样性富集地区。中国是世界12个生物多样性大国之一，文化多样性亦非常丰富，56个民族创造了众多保护和利用生物物种资源的传统知识。这些传统知识不仅有巨大的商业与经济价值，还对生态安全屏障和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举行之际，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探讨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等议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什么是传统知识？中国民族传统知识中蕴藏了哪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智慧？ 尹仑：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定义，传统知识是指在长期的经验基础上形成的、适应地方文化和环境的知识、创新和实践。它属于集体，可以通过书面形式代代相传，也可以通过歌曲、传说、谚语、信仰、习惯法和土著语言表达。 在中国生态环境部2014年发布的《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分类、调查与编目技术规定(试行)》中，传统知识被划分为五个类别，分别为：传统选育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传统医药相关知识、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关的传统技术及生产生活方式、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文化、传统生物地理标志产品相关知识。 例如，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以神山卡瓦格博(云南最高峰)为核心的传统信仰体系，这一神山信仰体系包括周边的300多座神山。村民相信神山上包括动植物在内的一切都属于神山，是不可侵犯的，如果擅自猎取或采伐，将惹怒神山，用暴雨和泥石流对村庄进行报复。在此基础上，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禁止在神山砍伐树木，盗挖药材，污染泉水、河流和湖泊等相关传统习惯法。这些传统习惯法在客观上保护了神山及周围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资源，形成了事实上的自然保护区。  游客在观景台欣赏梅里雪山美景。李嘉娴 摄再以传统选育和利用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为例。生活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基诺山的基诺族，从事以陆稻种植为主的轮作农业。当前，基诺族的轮作农业中保存着陆稻品种96种，根据其成熟时间和特点，划分为早熟品种16种、中熟品种35种、晚熟品种20种、糯稻品种25种，并在不同海拔高度和气候条件的土地上，按照不同年份种植不同品种，以追求粮食产量最大化。通过长期积累的认知经验和知识，保护和促进了基诺山陆稻品种的多样性，并进一步孕育了当地以陆稻种质资源为代表的农作物遗传多样性。 可以说，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在客观上保护了当地生物遗传资源的多样性，使这些地区成为保存和利用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的“基因库”。这一“基因库”富有生命力，处于动态的变化和发展中。  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工作人员在安装红外相机，用于监测拍摄野生动物。该保护区是最大的生物物种基因库。陈骥旻 摄中新社记者：对于中国和世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传统知识起到何种作用？ 尹仑：传统知识在自然保护中的价值与作用，受到了COP15的重视。《昆明宣言》的17条承诺提到：“加强和建立有效的保护地体系，采取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和空间规划工具……认识到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权利并确保他们充分有效参与。” 中国各民族生活在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中，包括森林、沙漠、高原、冰原、旱地、海滨等，世世代代积累形成了与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并随着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的变迁不断发展和创新。 传统知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发挥什么作用？以传统知识中的生态习惯法为例，不仅有通常理解的、直接对动植物进行保护的传统信仰和行为准则，也有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进行分类、储藏、有效利用、综合管理、惠益分享和促进发展的传统知识和技术实践。 因此，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而言，传统生态习惯法不只是单一的保护准则，更是一个综合治理体系。例如地处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澜沧江大峡谷的佳碧村，存在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群体性组织“姐妹会”。“姐妹会”制定了封山育林的村规民约，禁止砍伐树木和破坏森林植被，确定了封山育林的森林、树种、海拔和山坡位置，有利于高海拔地区树木和整个森林的生长。同时，“姐妹会”开展植树造林，最大程度恢复树种多样性，维护了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 综上所述，中国各民族有着维护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的传统知识，并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与生物遗传多样性相关的生态习惯法，促进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并进一步在生物物种资源保护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一阶段高级别会议正式通过“昆明宣言”。刘冉阳 摄中新社记者：COP15第二阶段会议已经召开，您对未来如何更好发挥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作用有何建议？ 尹仑：正在举行的COP15第二阶段会议将通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该框架中的2030行动计划具体目标13提到：“确保通过相互商定的条件和事先知情同意等方式，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因此，我们应该思索“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这一主题，在相关国家法律和国际公约中承认并纳入生态习惯法的有益部分，从而实现传统知识及其生态习惯法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的主流化。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开幕。余瑞冬 摄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相关行动计划和地方性法规都提及了传统知识。2010年9月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指出，要开展试点示范，抢救性保护和传承相关传统知识，探索建立生物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共享制度，协调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利益关系。同时，调查少数民族地区与生物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实践，建立数据库，开展惠益共享的研究与示范。 2018年9月，云南省率先制定和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地方性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这一条例虽然提到了传统知识，但只是个别条款的原则规定，缺少可执行的细则及措施。 当前，印度、巴西、南非、马来西亚等国已制定生物物种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法律和制度，逐步开始承认和接受原住民、世居民族、土著民族和地方社区等传统民族社会的生态习惯法和制度，并将其融入现代环境法律体系。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在“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进一步探索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保护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特殊路径和专门制度。例如，中国可在生物多样性资源和传统生态文化丰富的云南，基于相关传统知识，形成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地方机制，并将其进一步纳入《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中，弥补其不足。传统知识介入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治建设，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就有法可依，可以从根本上防止生物物种资源流失。(完) 受访者简介：  尹仑，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云南中心研究员，西南林业大学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研究员，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主要从事气候人类学、民族生态学、灾害风险综合治理、生态文明和生物多样性法治建设等问题研究。出版以《气候人类学》为代表的专著4部，在CSSCI和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32篇，累计公开发表学术成果30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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